曾经在《我们的爱，它们去了哪里？》里提到这么一个情节：
一天他下班回家，而我则坐在院子里玩扑克牌。他随手拿起一张，问我上面的数字是几。我回答，5. 他高兴坏了，奔到厨房，跟妈妈报告，老婆，咱儿子就会认数字了。老妈告诉他，我那时候看到任何数字都会回答是5。
现在回忆起来，也许这个故事，除了些许可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所应具备的趣味之外，或许还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我自己或者为数众多的我们的成长轨迹。（暂且）无缘为人父母的我总是不擅长设身处地地理解父母的心思，我从不敢质疑父母的耐心，却仍不可避免地暗自揣测，父母自打见到那小小的襁褓婴儿之始，是否在满怀爱意的疼爱和怜惜之下，内心亦希望ta快点成长，直到可以很好地完成那些宿命加在我们身上的任务，取下命运捆绑在我们身上的枷锁？
曾经无数次追问自己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父母要将自己带到这个世界上。久而久之，便开始接受了这样的设定，就像我无奈地接受小学四年级时被安排作为接力跑第二棒时的那样。我明明不擅长接棒啊，为什么不是安排在第一棒？然而，当那个身着运动服，脚踩钉鞋，满身大汗但却一脸对胜利满怀期待的少年向我跑过来，将接力棒递到我的面前，在交接棒的瞬间在耳边喊加油的时候，难道我可以说这不是我擅长的，然后甩头走人？最正确和下意识的反应莫不是接住他递过来的接力棒，倾尽全力跑完属于自己的那段路，将接力棒交给它下一站的主人？
这种微妙但是残酷的设定，从一开始到现在，总是充斥着我短暂但又略显拖沓的人生。你是那个第二棒，第一棒和第三棒中间的第二棒，请你倾尽所有跑完这一段，就像第一棒那样努力地跑向你一样，这是你的宿命，没有别的路可走。你也不能慢吞吞地走向下一棒，更不能冲出操场告诉队友你不玩了。季羡林对此有过论述，他说：“在人类前进的极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代人只是一条链子上的一个环。拿接力赛来作比，每一代人都是从前一代人手中接过接力棒，跑完了一棒，再把棒递给后一代人。这就是人生。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就在于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这一棒的任务。”
只可惜，虽然人生的所谓接力赛比运动会接力跑复杂多了，但我们仍旧无法消解这一如千万斤枷锁般难以破除的设定——我们是其中的某一棒。这种设定强大的效能基础在于，我们不是比赛的组织者，不能全凭一己好恶改变游戏规则甚至取消比赛。作为队友四人其中一个的我，尚且无法抵抗这设定，又如何拒绝前有千千万万人传递过的而今传递到你眼前的接力棒？有人说人生的出场顺序很重要，可是仔细想想，在这个问题上，出场顺序不是那么重要，是否出场才比较重要。这种设定，在我看来，也许和不少宗教教义的出发点和核心如出一辙。“要么意志是罪的第一因；要么罪便没有第一因。罪不可能归于别人，只能归于犯罪者；也不能归于犯罪者，除非他意愿之。”人的得救从来都不是人力可以更改，只能信靠创世主在基督之内的救赎。相较之下，有幸获得人生这一设定的人，比出现在赛场的人不知要可悲可叹可怜多少倍。这也许正是为什么当初我把《内心的宗教》设定成这样的结尾，来变相满足自己内心蠢蠢欲动却又无力去付诸行动的小小幻想：
她已经不想再看，不想再想了。她跑回家，将《圣经》撕碎，扔进壁炉。《圣经》黑色的封皮安静地燃烧。她知道，在这安静的火焰下，实则隐藏了太多的期盼、太多的渴望和太多的等待。她想起外婆临走时目光中的淡然与希冀，她的目光变得凶狠起来，她从墙上撕下所有的十字架画像，看着它们在火中化为灰烬。她尖叫着，咆哮着，怒吼着，一股由无奈和无助转变成的怨恨和仇视充盈着她的整个身体。她感到一种快感，随即又转为绝望。她精疲力竭地躺在地板上，轻声问自己：
——这就是神的宗教吗？！
那种撕毁十字架，撕毁圣经，将其付之一炬的行为，或许真的能带来一丝快感吧，但这样的快感又能真正持续多久呢？不接受这样的设定，又怎能轻易接受拜这样的设定所赐而产生的自身呢？
当年初读语文课本上《背影》之时，并无太多感觉，只觉得朱自清的文字白描太多，充斥着大段大段的短句，背起来颇要人命。后来渐渐年长，想起父亲替自己搬过的行李箱，想起他千里迢迢送我到云南目送我上了前往陆军学院军训的车后独自返程的落寞背影，我心里和那个撕毁圣经撕毁十字架的小女孩一样，清楚地知道这其中人情世故是如何运行的，却又不可避免地感到绝望。烧死神父的大火，不必然是神的旨意；就像我当前被其所困的设定，不必然由母亲的生产导致一样。否认曾经的来路，就像将十字架和圣经付之一炬一般，无可避免地让人感到绝望啊。
用曾经在某好友的朋友圈下的留言作为结尾吧——
“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当然可以，但我们先要勇敢地不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