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天气转凉,当我把被压在柜子底的夹克抽出来的时候,发现上面已有依稀霉斑。于是便记得在购物单上加上干燥机一项。
老师说下了雨的昆明会遽然变得很冷,于是我开始近乎神经质地担心起冬天来。被污染搅得日益脆弱的昆明已经离“春城”的美誉越来越远,昆明籍的法语老师这样对我们说。拖沓着脚步在昆明逛街的时候,夹克和单薄的羽绒服霸占在柜台的显眼位置,这增加了我心里的不安,就像在故乡一样,我总是期盼冬天来临的拖拖拉拉和离去的不及掩耳。
(二)
学校很安静,这是以与市中心相距甚远为代价。学校的路灯设置明显多于必要的数量,被拉长的影子慢步前往教学辅楼,耳机的音量终究不能盖过行人手机的喇叭的喧嚣。整栋楼在斑驳的暮色里显出分明的棱角,足音轻缓,却仍旧在空旷的走廊来回撞击,发出空洞离散的回响。
自习室鲜有人来,以至于可以把课本词典笔记本文具袋肆意地洒满整张桌子,包可以随便撇在身边无人的座位。隐约的钢琴声从远处的某间教室传来,模糊无力地将人的思绪引离课本。窗外是窸窸窣窣的蟋蟀鸣叫。
(三)
一个礼拜前的法语口语课,一向负责去接外教下车的同学身体不适,遂将此艰巨之任务交与我了。我去接她时,已经远远瞥到她微胖的背影和淡棕色的发髻。我追上去,向她问好,她用生硬的中文告诉我她不知道去教室的路,然后用手遮住额头,抵挡毒辣的太阳,又用英文说了句“Kunming is so hot!”
她的汉语不好,这几乎成为第二节课九人逃课的直接原因。我成为班上剩下的唯一的男生,让她在介绍“un garcon”这个单词的时候不至于陷入僵局。我喜欢观察这位47岁的法国女性,我看到她介绍完一大堆语法之后用中文向我们问“好吗?”时的眼神,夹杂一种近乎恳求的成分,向我们表明她在汉语方面的无能为力和对此的抱歉。我不喜欢班主任和同学在私底下叫她老太太,我觉得她不老。我心底觉得一位法国人来到中国教书是一种很残酷的事,不论她拿多么高的工资。一天之后的法语基础课,老师让我们把一张可以在食堂免费用餐的授课证拿给她。我觉得这样一张卡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忘了说了,她叫Estelle,爱丝黛拉。
(四)
对于室友,已经算再满意不过,没有担忧中的杂七杂八的人。只有一人,现年22岁,在北京读至大三,因将一人打成脑震荡而被劝退,现在来到这所千里之外的云南三本院校。基本了解以后,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前科”顶多可以算是由血气方刚造成,不是有坏心的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我以前的样子,他喜欢在课上写东西,笔记本上贴着一个“郁”字,喜欢望着窗外发呆。让人比较难以忍受的是,他喜欢在镜子前站许久许久,重复着练习打招呼和微笑。不过在军训人多菜少的时候,他总是用极快的速度把菜里的肉拣出来,然后弄一半在我的碗里。还有一位室友来自四川重灾区,做过雅芳的直销员,见他用的洗面奶便是雅芳的,很有趣的胖子。在得知学费可以全部退还时,他答应请全寝室的人吃一顿。还有两位云南本地的。整个寝室比我想像当中的和睦许多,唯一的不安定因素大概是北京人养的一只毛蛛,叫“智利红玫瑰”的一个品种。所幸养在盒子里,无所谓害怕。
(五)
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来这儿干什么?
这是思想政治课遗留的问题,老师让我们写300字,我却迟迟没有下笔。这类终极问题总是不断地出现,却似乎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般无法接近与触摸,无从回答。我希望我可以很快地找到答案,或许可能性更大的是,我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同高中时代的我相比,现在的自己似乎可以真正做到有所平静地生活,内心的波澜也有了不少回落,这让我欣喜。
(六)
祝福两地相悬的亲人,祝福天各一方的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