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日天气转凉，当我把被压在柜子底的夹克抽出来的时候，发现上面已有依稀霉斑。于是便记得在购物单上加上干燥机一项。
老师说下了雨的昆明会遽然变得很冷，于是我开始近乎神经质地担心起冬天来。被污染搅得日益脆弱的昆明已经离“春城”的美誉越来越远，昆明籍的法语老师这样对我们说。拖沓着脚步在昆明逛街的时候，夹克和单薄的羽绒服霸占在柜台的显眼位置，这增加了我心里的不安，就像在故乡一样，我总是期盼冬天来临的拖拖拉拉和离去的不及掩耳。
（二）
学校很安静，这是以与市中心相距甚远为代价。学校的路灯设置明显多于必要的数量，被拉长的影子慢步前往教学辅楼，耳机的音量终究不能盖过行人手机的喇叭的喧嚣。整栋楼在斑驳的暮色里显出分明的棱角，足音轻缓，却仍旧在空旷的走廊来回撞击，发出空洞离散的回响。
自习室鲜有人来，以至于可以把课本词典笔记本文具袋肆意地洒满整张桌子，包可以随便撇在身边无人的座位。隐约的钢琴声从远处的某间教室传来，模糊无力地将人的思绪引离课本。窗外是窸窸窣窣的蟋蟀鸣叫。
（三）
一个礼拜前的法语口语课，一向负责去接外教下车的同学身体不适，遂将此艰巨之任务交与我了。我去接她时，已经远远瞥到她微胖的背影和淡棕色的发髻。我追上去，向她问好，她用生硬的中文告诉我她不知道去教室的路，然后用手遮住额头，抵挡毒辣的太阳，又用英文说了句“Kunming is so hot！”
她的汉语不好，这几乎成为第二节课九人逃课的直接原因。我成为班上剩下的唯一的男生，让她在介绍“un garcon”这个单词的时候不至于陷入僵局。我喜欢观察这位47岁的法国女性，我看到她介绍完一大堆语法之后用中文向我们问“好吗？”时的眼神，夹杂一种近乎恳求的成分，向我们表明她在汉语方面的无能为力和对此的抱歉。我不喜欢班主任和同学在私底下叫她老太太，我觉得她不老。我心底觉得一位法国人来到中国教书是一种很残酷的事，不论她拿多么高的工资。一天之后的法语基础课，老师让我们把一张可以在食堂免费用餐的授课证拿给她。我觉得这样一张卡对她来说没有任何用处。
忘了说了，她叫Estelle，爱丝黛拉。
（四）
对于室友，已经算再满意不过，没有担忧中的杂七杂八的人。只有一人，现年22岁，在北京读至大三，因将一人打成脑震荡而被劝退，现在来到这所千里之外的云南三本院校。基本了解以后，我更愿意相信，他的“前科”顶多可以算是由血气方刚造成，不是有坏心的一个人。在另一个人身上，我似乎看到了我以前的样子，他喜欢在课上写东西，笔记本上贴着一个“郁”字，喜欢望着窗外发呆。让人比较难以忍受的是，他喜欢在镜子前站许久许久，重复着练习打招呼和微笑。不过在军训人多菜少的时候，他总是用极快的速度把菜里的肉拣出来，然后弄一半在我的碗里。还有一位室友来自四川重灾区，做过雅芳的直销员，见他用的洗面奶便是雅芳的，很有趣的胖子。在得知学费可以全部退还时，他答应请全寝室的人吃一顿。还有两位云南本地的。整个寝室比我想像当中的和睦许多，唯一的不安定因素大概是北京人养的一只毛蛛，叫“智利红玫瑰”的一个品种。所幸养在盒子里，无所谓害怕。
（五）
我是谁？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我来这儿干什么？
这是思想政治课遗留的问题，老师让我们写300字，我却迟迟没有下笔。这类终极问题总是不断地出现，却似乎总像隔着一层毛玻璃般无法接近与触摸，无从回答。我希望我可以很快地找到答案，或许可能性更大的是，我永远也找不到答案。同高中时代的我相比，现在的自己似乎可以真正做到有所平静地生活，内心的波澜也有了不少回落，这让我欣喜。
（六）
祝福两地相悬的亲人，祝福天各一方的朋友……